2015年8月14日 星期五

【超A評論】記憶的政治:國際政治與日本歷史教科書爭議

王文岳/中央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在澀谷的地鐵出口街上,一個身著白衣的男子,站在一台宣傳車上,手上拿著日本國旗,身旁立著「自主憲法制定」、「帝國憲法復元」等口號,大聲發表政治主張。在車旁的一群男子,則著整齊的制服,舉著「國體護持」的關東旗,在旁警戒。在下班時間,這樣的場景很是引人注目。但身著時髦衣飾的行人,並沒有停下來一分鐘,聆聽這位白衣男子的主張。這樣的場景,恰好說明民族主義在日本的處境。極少數的人聲音很大,企圖讓這個社會瞭解他們的主張,但絕大多數的民眾,只專注在眼前的生活。
民族主義在日本的處境:極少數的人聲音很大,企圖讓這個社會瞭解他們的主張,但絕大多數的民眾,只專注在眼前的生活。(圖:作者提供)
當年在東京進行訪問研究時,筆者曾向友人與受訪者詢問他們對於「民族主義」,受訪者幾乎都認為日本的民族主義在政治上若不是不存在,就是不具有實質影響,「日本已是一個和平主義的國家」,日本人是這樣相信著。那我們如何瞭解近年來出現在上海、首爾的反日浪潮呢?
歷史在近年成為東亞國際政治上的核心議題。中日兩國之間就釣魚台主權爭議升高對立;日韓彼此之間亦因竹島/獨島主權與慰安婦問題而使兩國關係陷入國交恢復以後的低點;即使是中韓亦曾在2004年因高句麗歷史歸屬而影響兩國關係。
東亞地區的歷史爭議由來已久,但對國際政治造成實質影響則是晚近的現象


對於此一議題,坊間似乎仍然缺乏一致的解答。有人認為東亞文化慎終追遠,在歷史定位上錙銖必較。亦有人認為當今歷史爭議不過是政客的表面功夫,藉題發揮。以上論點均有其理,但相互為戰的歐陸國家,已可拋棄成見和衷共濟,東亞國家的歷史爭議,亦應有解套之道。
德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發動者,今日,德國卻是歐洲的貿易與外交領袖。
主要的原因,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對於戰爭犯行的認錯、悔改與賠償。德國歷任的總理,不但在各式場合誠心表達悔改,提供德國罪行受害者的賠償,並且廣建記念館,提醒自己與世人勿重蹈覆轍。
德國的悔改經驗,並非幡然轉性,一蹴可幾。

事實上,德國與歐陸國家的和解,乃是天時地利配合,才能成功。在國際政治上,德國在戰後為美蘇英法四國佔領,同盟國在佔領期間對於德國實施了「去納粹化」與民主化的改革。在1949年的紐倫堡大審中,納粹的主要戰犯受到懲處,納粹組織也遭取締,使得德國政治上的納粹勢力一掃而空。戰後東西兩德執政的基督教民主聯盟、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均對納粹持強烈反對立場,執政以後,持續推動去納粹化,有數十萬的納粹分子遭到逮捕與審判。結果,德國行政與司法體系中的納粹勢力一掃而空,追訴納粹罪行沒有期限,完全撲滅了世人於納粹再起的疑慮。
德國政府代表約德爾上將在駐法國蘭斯的盟軍最高司令部向美國、英國、蘇聯三國代表簽署德國無條件投降書。(圖:網路)
除了國際政治以外,德國政治領袖對於納粹犯下的罪刑亦真誠進行道歉。戰後首任總理艾德諾提供全世界猶太大屠殺倖存者戰爭賠償;布蘭特總理於1970年訪波蘭時於猶太人紀念碑前下跪;梅克爾總理訪日仍勸導日本「正視歷史」。這樣真誠且持續的態度,不但使德國獲得鄰國諒解,也開啟德國的國際空間。1960年代, 法國即公開讚揚德國是重要的盟邦,這樣的巨大改變,距離戰爭結束僅20年。
1970年,時任德國總理Willy Brandt華沙抗暴紀念碑前一跪,除了讓個人得到諾貝爾獎外,也讓德國在國際地位上大幅提升。(圖:
www.germany.info)
除了政治結構的改變,德國的歷史教育更是歐洲和解的基石。在德國的歷史課綱中,不但明載納粹與種族大屠殺的講授比重,並且要求學生參觀集中營、紀念館, 與酷行倖存者對話。並且透過德、法、波蘭等國合編歷史教科書的過程,促成戰後歐洲世代歷史認知的和解,幫助了歐洲整合的進程。
歐陸和解的經驗,顯示歷史教育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國際情勢的影響、政治精英的組成與社會大眾的認知,均需透過長期蘊釀與推動,才能真實促成和解。在這點上,亞洲國家的戰後和解歷史,顯然還有一條很長的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美國對於日本實施佔領,在美國的日本重建計畫中, 透過政治民主化與去軍事化的措施來拆解日本的戰爭機器。然而,日本與鄰國的和解,則在一連串的政治算計與歷史事件的發展過程中被視為交易的籌碼,一再延遲。加上東亞安全局勢緊張,韓戰與冷戰的爆發,使得日本成為圍堵共產勢力前線,對於日本與中韓等國進行歷史對話,殊為不利。1972年「中」日兩國推動關係正常化之際,中國高層為了對抗蘇聯,甚至主張兩國歷史問題應該「向前看」,即使1978年鄧小平訪日前夕靖國神社正式入祀14名甲級戰犯,亦未影響中日兩國國交正常化。
日本二戰投降後,根據「遠東國際軍事審判」甲級戰犯共有:木戶幸一等十六人無期徒刑,東條英機等7人死刑。圖為警備車中的甲級戰犯。(圖:維基共享)
東亞政治情勢對於歷史和解的漠視,對於日本的歷史教科書編彙亦有深遠影響,亦歷史教科書的編彙成為意識形態鬥爭的場域。最著名的案例為「家永教科書裁判」,此一歷史教科書作者為東京教育大學教授家永三郎,其所編彙之《新日本史》雖然對於日本殖民、侵略戰爭、南京大屠殺、滿州七三一部隊、沖繩登陸戰強迫住民自殺事件均有客觀記載。但在1962年的文部省教科書審查中,以書中所載之戰爭描述過於黑暗而予以否決。為此,家永教授針對教科書審查是否違憲 問題於1965、1967與1984年提出三次訴訟,展開了一場長達32年之久的司法戰。這場橫跨到1997年的官司中,最高法院認為教科書審查並不構成違憲,但也部分支持政府濫用裁量權的觀點。
家永三郎(前排右2)提起歷時32年的「家永訴訟」掀起日本實務與學界檢討「教科書審定制度是否合憲」、「課程綱要是否妥適」、「教育自由及受教權內容」。(http://members.jcom.home.ne.jp/)
1980年代以後,東亞各國交流日熾,教科書編彙問題益形複雜。一方面,中韓兩國對於日本歷史教科書持續淡化日本的侵略與殖民的事實表達不滿。而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者認為主流的歷史教科書過於壓抑,在1996年組成「新歷史教科書編彙會」,對主流的歷史教科書提出批判。新歷史教科書主張主流的史觀為「自虐史觀」,西尾幹二、藤岡信勝與杉原誠四郎等學者提出相對的「自由主義史觀」,強調日本的文化與傳統,大幅淡化侵略犯行。
新歷史教科書編彙會之立場自然引起中韓等國的注目,但其於同年出版的《教科書沒教的歷史》竟造成百萬套以上的熱賣,顯示日本國內對於此一史觀亦有一定的支持。新歷史教科書編彙會在2001年以後開始推出 《新歷史教科書》及《新公民教科書》經審查後上市,雖然採用的學校不多,但招來中韓兩國的強烈批判。

靖國神社內的甲級戰犯,仍然揪動亞洲政治(攝影:王文岳)靖國神社內的甲級戰犯,仍然揪動亞洲政治(攝影:王文岳)
2005年,扶桑社的《新歷史教科書》再版,正逢日本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之際,中國大陸各地就《新歷史教科書》內容對於釣魚台主權描述發起了激烈的全國性街頭示威,間接反映了中國大陸官方態度。2010年以後,東亞領土問題升溫,中韓兩國持續批判日本官方在領土議題上的立場。在2014年,日本文部科學省在中學的歷史教科書編彙指南明定釣魚台、竹島為日本固有領土。此舉不僅在日本國內產生爭議,亦造成中日韓三國關係緊張,影響推動經年的東北亞經貿整合。
2014年,日本文部科學省在中學的《歷史教科書編彙指南》明定釣魚台、竹島為日本固有領土。(AP)
歷史的殘留已造成東亞向前邁進的障礙,而東亞要向前邁進,各國和平地共審歷史,恐怕是解開歷史之結的第一步。
據美國史丹佛大學的斯奈德教授(Daniel Sneider)對於中日韓等國歷史教科書的研究,發現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宛如無聊的編年史,而中國的教科書則強調愛國主義,強調中國共產黨在戰爭中的貢獻。缺乏共同理解的歷史教育,自是歷史和解的最大障礙。另一位學者林德(Jennifer Lind)則就國際的道歉與和解進行研究,著有《道歉國家》(Sorry States)一書。

海上自衛隊史料館內的零式戰鬥機(攝影:王文岳)海上自衛隊史料館內的零式戰鬥機(攝影:王文岳)
她發現國際政治的和解,必須由侵略國對於侵害人權的歷史真誠道歉開始。然而,倘若只是侵略國單方面的悔過、道歉與賠償,亦可能造成國內民族主義者的反彈,使得和解益為困難。因此主張國家之間透過官方與民間雙邊暨多層次的交流,促進全面的溝通與互信,以達真實的和解。由這個角度而言,要建構東亞的和解世代,或許得經由更多的社會相互對話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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